试管助孕，一个充满禁忌充斥金钱的交易。在广州这座城市里，有多少助孕妈妈用长达10个月的怀孕换取数十万元的人民币?
何小姐今年30岁，身高1.70米，石家庄人。半个多月前，她才从北方来到广州。
8月25日，何小姐独自来到海珠区某村庄旅游，在公园门口，一个卖水果的中年男子在了解她是外地人而且没有工作之后，面露喜色，凑近何小姐，很神秘地说：“我介绍你一份工作，助孕，赚钱很容易。”
中年男子眉飞色舞地介绍起了“助孕”的种种好处。何小姐说普通话，中年男子说白话，两人交流有些障碍，何小姐只听懂了那人好像在说要给她两万元，不知道是首付两万还是一共两万。
当天晚上，何小姐将白天遇到的这件蹊跷事情告诉了男朋友王先生。第二天，王先生以找人助孕为借口，找到了那名路边摆摊的中年男子，经过一番磋商，中年男子给了王先生几个电话号码，说是助孕网的。
在医院门口接头
接下来的两天里，记者假装寻求助孕妈妈，多次拨打了助孕网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子，自称姓袁，介绍说他们公司会提供各种助孕服务。袁小姐还热情邀请记者与助孕妈妈面对面：“现在，我们这里就有好多已经怀孕了的助孕妈妈，分住在市区不同的地方。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来看看啊。”
9月1日下午，记者依约到了白云区某知名医院门前，找到了袁小姐。袁小姐个子不高，扎着头发，体型略胖，看起来精明能干。
记者和袁小姐在医院里找了片荫凉的地方坐了下来。袁小姐交给记者一叠打印好的资料。一份是《爱心助孕合作协议》，一份是《人工授精助孕全委托、自行安排总费用预算》，还有一份《试管婴儿助孕自行安排总费用预算》。两份预算的价格都在20万元以上，而所谓的协议上的条款更是多达41条。
这份协议对助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怀孕、流产、剖腹产、保姆、住宿、残疾、死亡等等情况。其中第20条规定：“甲方、助孕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第22条规定：“助孕人不得告诉任何人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
十多分钟后，袁小姐邀请记者去看看助孕妈妈。她带着记者走进南方医院附近的一个大型小区，据她表示，她们公司在小区里租了一套大房子集中安置助孕妈妈。
南方医院旁的这个大型小区属于一个中档小区，小区环境还不错，旁边一栋高楼正在建。为了显示小区环境好，袁小姐告诉记者说：“现在建的那栋，现在卖得可贵了。”
可能是对记者有点怀疑，袁小姐带着记者东拐西拐，穿过小区，来到了一个体育场的旁边，接着又沿着水泥路面走下斜坡，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又拐了两个弯，走到了电梯旁。袁小姐表现得异常谨慎，不时回头张望，警惕得像只兔子，稍有风吹草动，就放慢脚步，犹疑四顾。看到后面没有跟踪的人，袁小姐才带着记者走进了电梯里。然后，电梯直达七楼。
从电梯里走出来，记者看到这层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防盗门敞开着。从缝隙望进去，里面电视机前坐着一名孕妇，另一名孕妇刚从厨房走出来。见到有人来她们很热情地打着招呼。进屋后，记者发现房子三室两厅，面积超过了100平方米。除了这两个怀孕三四个月的孕妇，厨房里有个50岁左右的阿姨正在准备晚饭，据袁小姐介绍，这个阿姨是他们专门请来照顾孕妇的。
记者注意到，两个孕妇都是30岁出头的年纪，另外一个模样清秀，据说来自贵州;另外一个皮肤黝黑，据说来自东北。对记者的到来，她们并没表现出拘谨。
东北女子说，她们怀孕已有3个半月，孩子的亲生父母并没有过来看过她们。只是每月付生活费给照顾她们的公司。
为了不暴露身份，记者很快就谎称感觉还可以，下次再和老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就赶紧告辞了。出来的时候，袁小姐还是带着记者在小区里东绕西绕，最后从另外一个小门出来了。
带“老公”去博得信任
记者以老公想亲眼见证孕妇才肯相信为由，要求再次约见被托管的已怀孕的“志愿者”。袁小姐电话请示后表示可以答应记者的要求，并问我，还去你上次见过的那家可以吗?
或许因为记者与“老公”来的，取得了袁小姐的信任，这次袁小姐没有再绕路，很快就到了孕妇的住所。记者发现房间里多了两个人，两名之前就见过的已经怀孕的来自贵州和东北的助孕妈妈;另外两个看起来没怀孕的女子，据介绍一名已经被预定了，一名还没有预定，也都来自外地。
这次记者有时间仔细观察助孕妈妈的集体住所。记者发现，与相对宽敞的环境相比，室内的布置相当简单，家具很少，只简单配备电脑、电视、冰箱等电器。卧室有柜子、大床，床上有床垫铺了床单。让记者奇怪的是，虽然这所房子里住了那么多人，但两个洗手间里陈设却很简单，连一般女孩子常用的化妆品也没有，毛巾、浴巾也看不到，只有一卷卫生纸孤零零地摊放在架子上。
阳台上也没有晾晒任何衣服，只有一件胸罩和内裤挂在衣架上。煮饭阿姨准备的晚餐只有一份炒葫芦瓜，一小锅排骨汤，这似乎不像五个人的饭菜，更不像那位孕妇所讲，每个人一个月最少要吃够2000元。
4名女子看起来都很坦然，见到外人，没有任何害羞的感觉。这4名女子中，有两名离异，一名未婚。她们年龄都在30岁左右。
两名怀孕的女子慵懒地躺在卧室的沙发上，没有怀孕的女子，一名在卧室里玩电脑，直到记者告辞，这名“志愿者”一直没走出自己的房间。
交谈中，记者得知贵州籍女子目前离异，自己的孩子两岁多，孩子的抚养权归男方，自己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必须争取好的经济条件，所以选择做助孕妈妈。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想念自己的孩子，但按照公司规定，只能偶尔打打电话，幸好只剩5个月就可以生产了。
“你们这里的生活水平怎样?”记者问道。东北籍孕妇爽朗回答：“客户要求我们每个月最少吃到2000元，每天要吃六七顿。住得也很舒服，我来这里后长胖了好多。”“不想家吗?”“我离婚了，一个人自由自在。”
总的来说，助孕对于社会有少许多积极意义，不能因为片面的消极因素而去否定助孕。在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规划下，应该合理正确使用助孕。助孕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我们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推动助孕的发展，并加以规范化，利用法律对其采取有效措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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